张文英贤学长,当年就读于大同第一小学附中,读了王一勤的家书,浮想联翩,夜不能寐,回想往事,写下感动的文字,拳拳之忱,情真意切,征得作者首肯,分享给诸君。在这里,祝贤学长健康幸福,青春永驻。“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。”
读到王富国校长的这封信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信写于十二年前我们离校四十年聚会的前夕。这封信在联谊会上曾由他的儿子王一勤老师念读,当时没觉得啥,还是场面热烈环境吵杂,根本就没入耳?十二年过去了物是人非,信的作者早已作古,并在此期间先后有多位熟悉的先生同学离世,包括丁校长,姚老师和秉均同学。今天看到了这封信,从头至尾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迟迟不能放下手机,六十年前的情景像电影画面一幅幅呈现在眼前。
文革前的王校长,其实我们近距离接触很少,只是在学校开学散学典礼或重要的集会上,远远看见坐在主席台上模模糊糊地讲些什么,偶然他会从教室的后门悄悄进来,静静地坐在后面听听课,然后又一言不发地悄悄离开。在校园里我们看见他,大老远的就避开了,王校长魁梧的身材,粗脖大脸,高鼻厚唇,不怒自威,穿装打扮不讲究,蹩窄的衣服显出微微凸起的肚子,开口讲话是一口浓重的浑源腔,但宏厚而威严。与穿装打扮讲究的丁校长形成鲜明的对比,他更像一名领军打仗的行武。
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,在王、丁校长带领下,学校尊师重教,广招人才,励精图治,严谨办学,把太宁小学办成了响当当的名符其实的"第 一"小学,是文革前大同市唯一的一所省重点小学。从学校规模,师资力量,教学设施都是一流水平。学校实行四轨一到六年级完全小学制式,在我们那届(1961年)更是破格招了五个班,全校在校生达到了一千三百名。师资雄厚,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,像白克昌、张国相、米玉莲、王淑英、白淑莲等都是响当当的教学能手,年轻老师都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佼佼者,如张贵、刘贵中、柴学珍、丁建成等。更有一批大专毕业的老师加盟,他们是王凤翔、曹永泰、费希贤、高志远、冯永贵、索皎月等人。这在当初的师资匮乏的小学里,想都不敢想,这些人成为了我们日后“戴帽”中学的教学中坚。若干年后,第一小学的好多位老师走上了各个学校的校长,书记,教导主任的岗位,许多老师成为中学里的骨干教师。
由于师资配备完整,我们从二年级起,算术课就有了专职科任老师,这在一般学校都在四、五年级才开始配备。古人云: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,算术语文课均由班主任一人所带,老师的精力和专业是无法与我们相比的。其余副课也是各有专门老师授课,如教手工的马德胜老师,教常识的马文彩老师,教写仿的,教打珠算的等课程都有专业的老师。在教学设施和教材教具也是一流的,上音乐课有专门的音乐教室,除了那架意大利名牌手风琴,还配备了脚踏风琴,当一般学校跟着老师学唱歌的时候,我们已经学乐理识简谱了;体育课训练的科目有球类(其中有垒球)体操(如鞍马)等“贵族”运动,操场上高耸的"五部联合器"和单双杠、乒乓台……地理课老师手执地球仪,挂在黑板上的是石膏作的立体地形图,记得有一次上自然课,讲蒸气机原理,老师带来一件火车头模型,那圆圆车头,黑黑的烟囱,三个带着连杆的红色大轮子与真火车头一模一样,休积有书包大小,更加神奇的是,通过一个管子给蒸气机吹气,那带着链杆的轮子竟咔嚓咔嚓地转起来,带着车头在教桌上缓缓的挪动,随着吹气的大小改变着速度,大家都惊呼起来,老师挑了几个肺活量大的同学轮番做了演示,我有幸也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一次,上课时拿来一台显微镜,把一只没有芝麻粒大小的蚜虫,放在镜下看得清清楚楚:大肚子、尖脑袋、肢溜八叉的腿腿像一只螃蟹可怕,不少女生看了惊叫不已。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老校长信中提到由国际友人赞助的?
母校所以能成为一所重点小学,并非仅仅因为教学设施完善和能开展各种课外活动,而是因为有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,在王、丁校长带领下,多年来取得和保持的优良的教学质量,说白了,就是想方设方提高"升学率"。为了达到此目的,领导层挖空心思,教研组献计献策,考试是家常便饭,三五天一次的小测验,老师随时可能进行。而月初、期中、期末考试就隆重多了,试卷往往是提前油印好的,直到考前几分钟才发到学生手上,监考老师也由一名增为两名。为了防止考生互相抄袭,把不同年级的考生分在一个教室考试:(我们这届唯一的一次"混班"考试是在一年级的时候,当时与我们在一起考试的是二年级的同学)为了避免判卷老师舞弊,试卷采用"弥封"也是常有的,这种考卷印象中经历过数次,就是在试卷的首页的题头处空出两三行字的位置,填写班级、姓名、考号等等,然后下面有一条通头的横虚线,虚线下面才是正式的试题,反正判卷老师在考卷上看不到考生的名字,有点象科学上的"双盲"试验。这种考试所以严肃隆重,是因为它决定考生是否能正常晋级的不二通道。每年各年级各班都有从上年级退下了的和从本班退到下年级的同学,俗称"退班生”。这种留级制度对当事者是一种挽救,把学过的知识再重新学一年,把基础打扎实了,再度扬帆或许乘风破浪。但也是一种惩戒,对其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有所伤害,而对广大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慑和鞭策,促使你在学习上不敢怠慢。现今,这一做法好像早已废除了,学好学赖照常升班升级,但在中考、高考时残酷的现状是许多人纷纷落马被挤出校园,深造不能就业无门,这种压力岂是退班留级可比的? 如今的学校也抓升学率,但简单粗暴,把中学的知识放在小学,小学的放在学前教育,上学的年龄越来越小,恨不得在娘胎里就开始起跑。现在的孩子看起来吃穿不愁,无忧无虑,其实不然。除了三天两头地变着法的购买学习资料,就是题海战术,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学生,作业写到夜间十一、二点,中学生得午夜一、两点钟,因为错写一道题或一个字,老师罚写几十遍上百遍也是有的。想想我们当年,虽然生活艰苦少吃没穿,但比现在的孩子快乐,我们没有那么多作业,没有那么多难题,因为校长把难题和作业交给了每一个老师。倒逼着老师向45分钟的课堂要成绩要效果,"听课"好像形成了一种制度,校长、教导主任们不打招呼,随时会突然出现在正在上课的教室后边,边听边拿出本子写着记着。我们一开始有拘谨,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。校长们根据听课结果,定时讲评,奖优罚劣,推荐优秀的老师讲示范课,教我班的两任语文老师柴学珍、张贵有好几次讲这样的示范课,听课的除了本校老师,还有外校来观摩的老师们。记得有一次,教六年级数学的白克昌老师讲课,听课的人多的从敞开的前后门一直延伸到了教室外的院子里,因为与我们一一班相邻,白老师的嗓音清晰可辨,观摩的老师秩序井然,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国际友人? 老师们想方设法地讲好每一节课,为了把所有的内容和智慧浓缩到四十五分钟,他们在课下付出了极大的辛劳,翻字典查资料写教案批改作业,上班做不完,下班带回家继续接着干,许多老师上下班的时候,书包里,车后座上都是学生的作业本,在教桌上除了厚厚的教案也是堆积着一摞摞待判或判好的作业本。而且有的科目是老师一对一"面批",不是简单的判个错对,而是面对面的问寻查找错题的原因,尤其是对作文的批改,需要老师有较多的修改和调整,不是改几个错别字,画几个圈圈就能了事,这些工作大多占用老师的休息和吃饭时间。
重点学校的重点不仅仅是应试有方,升学率高,素质教育也不落后。各种兴趣小组如写字、画画、文体、航模、无线电、饲养小动物..…开展得有声有色,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小有名气,还有一只曾经打遍全市无对手的少年足球队……
文革中被揪斗的五位师长,首当其冲的就是王书记、王校长,一个罪名是"走资派",另一个罪名是"阶级异已分子"(富农分子)。因为"认罪"态度不好,在"群专"期间批斗中受了不少拧制,施暴的大多是老师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,也有极少数学生跟着瞎起哄,参与扭扭胳膊按按脖子,在大多数同学们眼中,他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才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,他一定是名符其实的五类分子,就应该被打倒。
五人中王是当年受到冲击最重的一位。 在七0年前后,斗批改渐渐消停了,对批斗对象放松了监督,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,如丁校长当起了木匠,修理桌椅板凳,白老师、马老师修剪树木,打扫卫生,私下里我们也能悄悄的交流说些人话,但王校长仍是沉默寡语,猛得干上一阵活儿,停下来不是目视天空,就是向隅呆坐,不带朝理任何人,看来怨气不小。
只有一次,大概心情好,与我聊起,说他老家是浑源蔡村的,年轻时每次回家都是骑自行车,在家里待不了一天就返校了,走时家里带一些干粮咸菜,在学校自己凑乎着吃一口,但就这样肚子也没小一寸,倒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瘦了十几斤。
一九七五年夏天,有次是我去市一医院找同学王小平,他当时在该院做实习医师。在医院的走廊里见到了久别的王校长,他穿着一身条纹的住院病号服 ,瘦多了, 标志性凸显的肚子凹了下去,头发稀疏,面色憔悴,似乎老了不少,乡音未改但气势已没了当年的秉力。如今算算当时才四十五岁。,一问是患了糖尿病,已经住院有一段时间了,病情控制渐渐有一些好转。聊起一些往事,他还是兴致勃勃,临了他嘱咐我说,不管干啥工作都要兢兢业业,做出成绩,你原来的文化基础不错,文革耽误了你们,不要中断学习,如果有机会要继续升造…… 这次相见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一晃眼,十二年过去了,读着校长的信,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,看着他旧时模糊的照片,突然他的形象清晰高大起来,这封言简意赅,引经据典,文笔流畅,妙笔生花的信,充分展现了他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的扎实功底,他满怀深情地诉说了他深爱的教育事业,并为之勤奋耕耘,矢志不渝,呕心沥血,大胆创新,为打造创建我校成为全省的重点学校,做出了决定性作用,把那最美好的青春年华,奉献于此。让人扼腕,让人赞叹,让人嘘唏不已!而对于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,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苦难,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,对于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师生,他只字未提,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!这是从心底原谅了这帮当年不懂事的孩子们,并欣然决定参与这次联谊会,只是因为突然的伤病不能成行,为此特派去儿子代他表达心意,一字一句无不显现出一个长者的豁达与谦虚,如今读来,仍感到一阵温暖,让人肃然起敬。
我们有幸在这样的学校学习,有幸聆听这些德高身正的师长教诲,是我们一生的骄傲,学校优越的教育,坚实的基础,为社会培养了很多有用人才,不少人成为专家、学者、企业家和各级领导。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八年, 我作为一个“戴帽”初中生有幸参考通过,也得益于母校打下的基础。尤其我们这批七0届与众不同,在这里整整上了九年学,绝大部分同学一生的学历教育在此完成,对学校对师长有着深深的感情和难舍难分的眷恋。
在这封信中我还获得了一个信息:我们当年这座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,图纸样式竟有这样高贵的"血统",咋能不让我们第一批入驻的同学骄傲自豪啊!可惜在大规模的城建中消失了,若是当年耿市长知悉这所老校的前世今生,也许高抬贵手留了下来,她比西门外展览馆的历史更加厚重!
王、丁团队创下的辉煌,随着历史的变迁,他们先后的离去,这所全省重点的百年老校渐渐黯淡,失去了她应有的位置。 校址拆迁后,更是江河日下,沦为末流 。也许,这所学校终将有一天淹没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,但那些创下不朽业绩的师长们、先生们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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