阴霾之下，困于性教育围城的留守儿童

对于很多留守儿童来说，在基本的家庭教育都不健全的情况下，性教育仿佛天方夜谭。

他们可能会从父母藏起来的光盘杂志上了解到“性”，但却没有机会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它。

由于缺少正确的引导，很多孩子会因青春期身体的变化而感到羞耻，可能会被坏人欺负却不自知，甚至还会将错误的两性观念传递给下一代。

就像围城一般，囚着代代人。

醒来的瞬间，昏暗的出租屋里，只有关闭的窗子隐隐透着光亮，很静，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任何人。明明是白天，屋里却昏暗寂静得吓人。

长期害怕被抛弃的压抑和恐惧，似乎在那一刹那爆发了，我疯狂地拍打着铁门，困兽般嘶吼。

但整个租赁区，像座死城，空无一人。

凌晨1点，熟睡的村庄安静祥和。

“啪嗒”一声，院子里的白炽灯被打开，刺眼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。拖鞋走动的拖沓声、生锈破旧铁门的叹息声、电动车的启动声……

我烦躁地睁开眼睛，又有些悲叹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从睡梦中被吵醒了。

凌晨开着电动车离家的，是我的侄女，今年刚上初一，14岁。

“当年要不是我，你早就被送走了。”

自我懂事起，父亲常在我耳边说这句话，我似乎欠了父亲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无论世界在时间的长河里如何面目全非，这句话永远藏在我的心里，完完整整，如厚重的泰山般岿然不动。

母亲30岁时想再要一个儿子，奈何事与愿违，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她尝试过许多途径想要把我送走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屡遭挫折，父亲不想母亲再折腾，便出言把我留了下来。

南方的农村，老一辈的思想里还有着浓厚的重男轻女色彩，只有生男丁才有劳动力，才能家庭兴旺，女孩总归是要嫁出去的赔钱货。我母亲深以为然。

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，我学着变得乖巧。

4岁开始，我陆续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会了扫地，然后学会了洗碗、洗衣服、煮饭等简单的家务劳动。再后来，我学会了，在小伙伴拿着玩具找我游戏时直言拒绝，因为母亲不希望我“乱走”。

周边的人总夸我懂事，母亲也对我很满意。我没有像哥哥姐姐一样，被送回老家。

我跟着父母在广东艰难求生，也看着父母亲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“一懒懒一窝，一家人都懒上天了！什么都不做，等天上掉饭吃啊！”父母吵架的时候，母亲总会骂这两句。

后来长大了，母亲才说起，她嫁过来的时候，奶奶早已经去世了。没有女人操持的家，是不成家的。爷爷、父亲和伯父三个大老爷们，除了木薯糊糊，家里居然没有半点米粮。就连母亲生下兄姐坐月子的时候，也只能吃木薯糊糊配咸菜。

“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尿布都是自己洗的，你爸都没帮过手。”

痛定思痛，父亲性格偏软，母亲就开始变得强势泼辣，势要把懒惰如泥的父亲扶上墙。恰逢90年代广东打工流来袭，母亲把兄姐留给爷爷抚养，拉着父亲踏上了广东的谋生旅程。

父母进过一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加工厂，熬得眼疼腰酸，在工厂附近做过小快餐店，也曾跟着熟人在市场做过杀鸡的摊贩……

当时，父母拼搏的最大动力，就是给家里建上房子，买上彩电。

2003年非典时期，小买卖生意败落，父母只能再回到厂里上班，并在东莞简沙洲租赁了一间民房。

那是一片专供外乡人的租赁区，一排排的水泥砖房顶上覆盖着瓦片，厨房窗外扔满了各种厨余垃圾，散发着恶臭，母亲除了做饭排油烟和扔垃圾外，一般都不会打开那扇窗户。

父亲在电梯厂里找了一份跑业务的工作，我放学和周末没课的时候会到母亲工作的地方，距离出租屋一个多公里的万宝纸厂。

偌大的厂房分成几个区域，工作区、货物区和废弃区。

工作区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台机器，和一位位埋头苦干的中年妇女。她们有时候会从堆积成小山的白色废纸山里抬起头，在机器的嘈杂声中扯上嗓子和隔壁工位的老乡聊上几句，有时候是抱怨天气，有时候是谈论儿女，有时候是午饭加餐。

母亲是从不搭腔的，计件的工作每一秒都很珍贵。我配合着母亲，熟练地把卷纸前面半截扯掉，然后缕平拉紧卫生纸的锯齿边，递给母亲用热铁丝烧灼固定、打包装。

“哎呦，小姑娘又来上班了啊，今天又是你们货最多。”拉货物车的男人叫李叔，哪里人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是他很喜欢摸我头，随手撸两把，逗宠物一样，然后又在我瞪他之前朝我眨两下眼睛。

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。

李叔是个很奇怪的人，大男人兜里居然会一直揣着糖。除了第一次见面，后来他每次见我都会撸猫一样把我头发弄乱，然后在我掉泪珠子前笑嘻嘻地给我两颗糖。那时候糖对我来说是个稀罕物，我只能认怂。听妈妈说，李叔也有两个孩子，也放在老家给老人带着。

我给李叔撸头，他给我糖，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，我暗暗地想。

作为奖励，下班前十分钟母亲一般会允许我在厂里自由活动。我穿过一幢幢卫生纸堆成的“高楼”，在出货装车的地方找到李叔。我最喜欢趁他搬箱子上车的时候，从他口袋里掏了糖就跑，任他在后面小声骂骂骂咧咧。

甜腻的牛奶味在口腔化开，我躺倒在废弃的软绵绵的白色纸山里，抛玩着卫生纸团成的球。那是我幼年时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。

直到那一天，我又一次被父亲锁在出租屋里。

我的性启蒙开始于2003年的某一天。那时候我7周岁，小学一年级，第二次被父亲反锁在出租屋里。

第一次被反锁在出租屋时，母亲在厂里加班。父亲本是在家休息，临时接到工作任务，便把午睡的我锁在出租屋内。

醒来的瞬间，昏暗的出租屋里，只有关闭的窗子隐隐透着光亮，很静，很静，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任何人。

明明是白天，屋里却昏暗寂静得吓人。长期害怕被抛弃的压抑和恐惧似乎在那一刹那爆发了，我疯狂地拍打着铁门，困兽般嘶吼。但整个租赁区，像座死城，空无一人。

我寻找着一切可以闯出去的办法，拿菜刀撬锁，拿扫把砸门。平时被我嫌弃的老旧铁门，这时候却无比坚挺。

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，我盯上了厨房的那扇窗，那扇母亲一般不会开启的窗户。

怎么从窗户缝里逃出去的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窗户缝比我的脑袋还要小一点，卡得我的脸生疼。窗外的臭鸡蛋壳和厨余垃圾堆放发酵，差点没把我熏晕过去。

我光着脚丫子一路哭嚎着，浑身狼狈，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步行去那一个多公里外的厂房里，找寻我可能的家。

看着浑身伤痕的我，母亲吓了一跳，赶紧给父亲去了电话。弄清楚前因后果之后，母亲把父亲训了一顿，并明令禁止我再爬窗户，否则就把我送回老家。

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父亲母亲，只要你们不把我丢弃，怎样都是可以的。

不久后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，不同的是，父亲会提前和我打好招呼，再从外面锁上房门，而我也知道除了乖乖等父母回来，我别无选择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锁头砸在铁门上，红砖白瓦的牢笼里，再次只剩下我一人。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心慌，我从黑白电视旁边放衣服的纸箱里翻出一张影碟——那是父亲出门前悄悄藏起来的宝贝。

2003年的时候，家里用的还是DVD机，父母之前做生意有一点小积蓄，给出租屋配了黑白电视，打算用到年底时带回老家。

薄薄的影碟上印着一个光裸着身子、捂着胸口的女人，内侧镜面有许多划痕。应该是爸爸喜欢看的碟子，我想，就像我爱看的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一样，反复看才会有如此多的痕迹。

电视里很快就出现了影像，一张铺着雪白床单的大床，躺着两个不穿衣服的男女，唇齿交接，做着我当时看不懂的事情。

女人似痛苦又似欢愉的表情在我脑海里回荡：原来大人喜欢看这样的情节，如果我学会了是不是父母亲会更喜欢我呢？

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学着影像中的女人张开双腿，把枕头当成光裸的男人，在摩擦刺激中，我居然体验到不一样的快感。

后来，被父母锁在出租屋，不再是一种让我失落的事情，反而我还隐隐有所期待。

许多年之后，我方才知道，这叫自慰。

乖巧并不能逃开被“抛弃”的宿命，父母在我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还是把我送回了老家。

上学的第一天，调皮的男孩们在我的小裙子上涂了墨水，用削铅笔的小刀划坏了我的书包。我去老师办公室告状，老师只是敷衍地说会训斥调皮的男孩，便把我推出了办公室。

我一直等到放学，老师都没有兑现她训斥的承诺。

我委屈地、无声地哭着回家，也终于知道，没有父母的庇佑，哭都是没人怜惜的。

哭，在农村里，是最常见，也是最廉价、无用的东西。

就像，我哭喊地扯着父母的行李，他们还是绝情地丢下了我。就像，我抱着被损坏的物件回到家，爷爷只会骂我买的新书包都用不了多久，以后不给买了。

大多数的留守儿童，都没有父母的庇佑。如果爷爷奶奶还不管不问，就只能找高年级的“大人”撑腰。

隔壁家的哥哥13岁，读六年级，是一个很好的给我撑腰的对象。

我拿着攒了好久的几块钱，找到隔壁家的哥哥，希望他能在我被欺负的时候帮我一把。

“我可以帮你，也不要你钱，但是需要你和我做一个游戏。”

他言语间带的邪气让我有些害怕，但是寻求庇佑的迫切压过了这份恐惧，我答应了下来。

他兴奋地把我带到他的房间，反锁了房门，然后自己躺在床上，让我跨坐在他腰间。

隔壁家的哥哥说这是一个骑马的游戏，他给我当马，我只要学着电视上骑马的人一样，跟着他的动作上下颠就是。刚开始我有些拘谨，毕竟我和他不是很熟悉，但是过了几分钟发现自己没有受到什么伤害，便逐渐放下戒心。

如果不是有东西抵在我腿心，如果不是我之前已经看过了影片，或许我真的会把这次游戏当成一次单纯的骑马游戏。

隔壁家的哥哥当真说到做到。有调皮的男生欺负我的时候，放学他就会逮住欺负我的男生小小地教训一顿，外加恐吓一番，渐渐地，我在班上的日子好过起来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有人护着的了。

但好景不长，隔壁家的哥哥要准备小学毕业了。

升初中之后，他们要住校，只能周末回来，也管不到我的事儿了，他总不能在周末找到欺负我的同学家里去。我有些哀伤。

“再陪我玩一次游戏，我可以找别人保护你。”他诱惑地说。原来他在小学还有几个手下，年级比他低一两届的都有。

我学习成绩很好，稳坐班里第一的交椅，老师开始对我这个转回来的学生和颜悦色起来。我权衡着两年之后，我已经三年级，如果我一直稳定的出色，老师应该不会任由我被欺负的，那时候老师就是我的庇护人，就算隔壁哥哥的手下毕业了，也应该没有关系的。

我再次答应了下来。

这次游戏的地方是半山腰一个烧火窑子。以前起房子的砖头大多是自己烧制的，后来经济逐渐发展了，大家都用上了厂家的红砖，这些烧火窑子便逐渐废弃下来。

隔壁家的哥哥带了几个男生一起来，说是他的手下，来认认脸，以后就靠他们保护我了。我低低地应了一声。

烧火的窑子顶有个破口，我们从破口处跳进窑子里去。最先下去的是隔壁家的哥哥，他个头最高，然后是他的几个手下。他们下去后把剩余的旧砖撘成简易的“床”，然后踩在“床”上把我接下去。

我躺在不知道哪里扯出来的、沾着黄土泥的塑料纸上，身下是临时搭建的砖床，硬邦邦的膈得背部发疼。我两边站着几个围观的手下，隔壁家的哥哥扯着我的裤子。

我看着头顶上窑子的破口，下午的太阳光直直地照下来，刺得我眯起了眼。明明太阳是炙热的，在火窑里我却感到几分寒冷。

隔壁家的哥哥拿着他的东西在蹭来蹭去，他的手下一边看着，一边嘻嘻哈哈地笑闹说怎么和片子里的不一样。我撑起身子看了看，确实不太一样，影片上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模样。

我又安静地躺下去，脑子里转过很多念头，出现最多的是，我什么时候会变成大人呢？或许在这次游戏之后？

这个闹剧很快就结束了。

再后来，我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里发了性教育的课本。我知道了什么是生殖器，什么是青春期，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绞紧了。

原来，我早已经把自己弄脏。

我念初中的时候，父母已经从广东回来了。

打拼十余载，他们终于建好了心心念念的房子，买了大彩电，还购置了一辆摩托车，很洋气。我依旧扮演着乖巧孩子的角色，但是只有我自己明白，我早已经不是个乖巧的好孩子。

青春期开始发育，我比同龄人发育得快些，胸口鼓起了两个大馒头。男孩子们站在走廊边上，探头探脑地看着上楼的女孩们，有人吹着流氓的口哨，有人喊着“大胸”。

我弓着身子，恨不得把自己埋进台阶里。

自从看了性教育课本之后，我便有了心理阴影，再加上母亲时常在耳边念叨着不要和男生多来往的叮嘱，我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，几乎不和男生说话打交道的异类。

我也很少和女生打交道，因为自卑地觉得自己脏。

隔壁桌的梁兰也是同学们眼中的异类。

梁兰是个很漂亮的姑娘，五官清丽，性格爽朗。她能和男生勾肩搭背、称兄道弟，能和男生嘻嘻哈哈地满教室打闹，时常叫男生给她买汽水冰棍却毫不羞赧。

母亲说这种女生是不三不四的，让我不要跟她往来。但是我心里却很羡慕，青春期的男孩女孩，就应该有着这样的阳光啊。

和梁兰亲近起来，是初一下学期的一个下午。

下午第三节课是体育课，课间我赶着上节课的作业，走得晚了些，准备下楼时我才发现自己来了月经。鲜红的血迹沾满了黄褐色的木椅，我尴尬又害怕地趴在桌子上，不知所措。

不能旷课，但教室里零星坐着几个男生，求助的话我也说不出口。忽然一件外套甩到我头上，耳边是梁兰爽朗的声音：“围好啦，不用谢。”

原来梁兰也是留守的孩子。

小时候梁兰也是怯懦的。她个头小，家里父母重男轻女得厉害，除了叫她干活，向来不管不问。我经历过的墨水泼衣服、划破书包课本，她都经历过，甚至她还在放学的时候，被男生追着扔石子，起着各种难听外号。

都是处在被欺辱的境地，都有着相似的爹娘不管的背景，不同的是，我走上了求他人庇护的错路，她则是变得自强。

“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被爸妈喜欢，也学过乖巧，但是不顶用。”梁兰喝着汽水，漫不经心地说着，“我学前班就和男生打架，他们欺负我，我就把指甲蓄长狠狠地掐他们。有一次一个男生被我掐的满脸是血，他爷爷找到我家喊打喊杀地说我给他孙子整毁容了，要赔。”

“那后来怎样了？”我很好奇后续。

曾经我也想过反抗的，也曾幻想着自己能狠狠地欺负回去，但是打架我真的不敢做。我很害怕爷爷一个电话和父母告状，我多年乖巧的形象毁于一旦，到时候我真的要被遗弃。

梁兰“呸”了一声，骂了几句脏话。赔是不可能赔的，梁兰被她爷爷当着男生家长的面抽了一顿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

梁兰发现，被男生们欺负，还不如被爷爷抽一顿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从此梁兰开始以暴制暴，年纪越大，打得越凶。渐渐地大家都不敢轻易动她，她也多了一个外号——“凶婆娘”。

“打回去是真的爽。六年级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敢在我背后扔石子，第二天我趁他不注意用木椅子腿狠狠地敲了他背一下，一下子就把他轮趴下了。”

梁兰笑嘻嘻地说着往事，我也默契地假装没有看到她撸起的袖子下的伤痕。

没有什么东西，是轻而易举得到，而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
我是，梁兰也是。

初二的时候，梁兰突然辍学了。

<同学间有很多传言，有人说她家里不让她念书了，有人说她不三不四，估计和哪个男生做了不该做的事儿，怀孕不敢来上学。再后来，又出了一个新版本，梁兰和社会上的男生玩，弄坏别人手机赔不起，只能用身体抵债，然后自己也变成了小太妹……

那时候早孕辍学的事频发，当时还有女生被老人家拎着扫帚捉到现场的闹剧，也确实常有社会上的小混混到学校骚扰。

学生之间众说纷纭，甚至还有人跳出来说自己是亲眼所见。

但我一个字也不信。

一朵能从淤泥里硬生生杀出一条路来的血莲，是不屑于再回到淤泥里的。

可惜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梁兰。

临近中午，昨晚凌晨外出和男生喝奶茶的侄女终于回家，脸上还画着五颜六色的劣质妆容。

我兄长2013年的时候出了意外，瘫痪在床；嫂子虽然在家，但是并不会管教孩子。大人们除了打骂，貌似并不知晓和孩子沟通的途径。

晋级成为奶奶的母亲在侄女房门口骂骂咧咧：“女孩子居然学别人半夜出去，不三不四的看着眼烦！要还是这样你干脆嫁了得了，别回家了！”

我想起前几天8岁小侄子和我说，他在十三爷爷（村里按辈分称呼，十三爷爷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未婚男子）家看到电视上有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在打架，那个男的小弟弟还没有他的好看。

不由悲叹，农村恍若围城，囚着代代人。

我是南方某农村的孩子，高中毕业选择了远离家乡，远离那个充满了噩梦的地方，到上海念了四年大学，成了一名医护人员，后又离职进入房地产行业。现在身患恶性肿瘤治疗中。

每一个微笑背后，都有咬牙坚持的灵魂。每一个家庭，也有自己的腥风血雨。

或许，没有谁对谁错，不过是一代代贫困人家的无奈罢了。

只希望，大家能多抽点空，关爱一下孩子，用正确的方式；只希望，大家能以身作则，不让黄色沾染孩子纯净的天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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